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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老友記》導演:我覺得《愛情公寓》很好看

信息來源:高娛傳媒  發布日期:2019-07-24
  中國為什么拍不出《老友記》?
 
  羅杰·克里斯蒂安森或許是最懂中國影視業和中國文化的《老友記》劇組人。2004年來到中國工作、生活,3年后,他曾籌備拍一部給中國人看的中國版《老友記》,因為沒有“有錢一起賺”,結果泡湯了。
專訪《老友記》導演:我覺得《愛情公寓》很好看
  第一次看《愛情公寓》,羅杰·克里斯蒂安森就被其中一個場景逗笑了。
 
  那是第一季的第一集,一名女子上公交車后把臀部對準刷卡器,因為她把公交卡放在牛仔褲后袋里。
 
  “于是一個主角(陸展博)也模仿她這樣刷卡,但其實他的口袋里并沒有卡。接著司機開始對他大吼大叫,我雖然聽不懂中文,但還是笑出了聲。”
 
  這段臺詞后來被網友指出翻新自網絡段子。/《愛情公寓》
 
  這位在本世紀初執導過《老友記》的導演,或許是《老友記》劇組里最懂中國演員、編劇、電視劇投資方甚至中國社會文化的人——2004年拍完《老友記》后,他“空降”中國市場,除了拍片、進入大學演講,他也成為中國各大電影節的智囊和特約顧問。他甚至有個中文名——柯羅杰。
 
  在中國工作和生活期間,“《愛情公寓》PK《老友記》”是他無法回避的一個話題。如今,在搜索引擎里鍵入“《老友記》導演”,搜索框里就會跳出“對《愛情公寓》的評價”等聯想詞句。
 
  “你看過《愛情公寓》嗎?”
 
  “《愛情公寓》算抄襲《老友記》嗎?”
 
  “《老友記》如果100分,《愛情公寓》能得多少分?”
 
  “如果在美國播出,你覺得《愛情公寓》會有觀眾看嗎?”
 
  …………
 
  “我不能保證所有美國人都愛《愛情公寓》,但至少我自己覺得很好看,它是一部高質量的現代都市青春喜劇。”羅杰認為,無論從人才儲備、制作專業度還是市場規模來看,中國的影視劇市場已“非常成熟”,但和中國那些宏大敘事的影視題材相比,能讓人真正動心和動情的個體故事“還不夠多”。
 
  這是一個被資本和流量決定、塑造甚至“綁架”的千億元級市場必須直面的創作生態,也是一個篤信文化自信、立志“文化出海”的國家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
 
  羅杰·克里斯蒂安森,執導過《老友記》《喬伊》等多部美國情景喜劇,曾任教于南加州大學電影藝術學院,擔任過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的客座教授。/由被訪者提供
 
  續拍泥潭里的“清流”
 
  2000年,羅杰進入《老友記》劇組擔任第七季導演,等到第二年拍完第八季時,他認為這部劇已經“畫上了句號”。
 
  “所有人當時都疲了,詹妮弗·安妮斯頓(飾演瑞秋)剛和布拉德·皮特結婚,皮特不希望她因為一部劇而天天不著家;大衛·史威默(飾演羅斯)想去拍電影,其他主演也都有各自的安排。”羅杰說。
 
  但2001年發生在紐約的“9·11”恐怖襲擊,讓《老友記》這部由NBC出品的情景喜劇開始承擔更多社會責任。據說,恐襲發生的第二天,有紐約網友在華納兄弟官網的評論版上留言:“我們已經哭干了眼淚,現在請讓我們笑一笑吧。”
 
  《老友記》出品人之一大衛·克萊恩事后回憶,開拍第九季的決定,就像對當初“不再續拍”承諾的一次“背棄”,“拍完第八季時,我告訴劇組所有人,‘伙計們,祝各位前程似錦’;拍完第九季,我跟所有人說,‘是的,這確實是這部劇的最后一季’;等到第十季準備開拍時,我都忍不住笑了,‘好吧……’”。
 
  在羅杰的印象里,《老友記》是上世紀90年代為數不多的能拍5季以上的美劇。
 
  他告訴《新周刊》,正常情況下,美劇如果拍到5季,集數將達到100集,這意味著出品方可以通過劇集版權的售賣,在世界各地實現各種形式的轉播營利。
 
  而主創團隊在經歷全球范圍的商業化分銷后,如果選擇續拍,原創劇本和內容很可能因為全球營利、主創去留和劇本缺乏后勁等因素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事實上,不少口碑高開低走的美劇,如《紙牌屋》《權力的游戲》等,均應驗了這一“定律”。
 
  《權力的游戲》第八季是豆瓣評分唯一跌出9.0的一季。
 
  但羅杰認為,《老友記》在20年前就已經打破了這一桎梏。“《老友記》的劇本越寫越細,越寫越真,演員雖然在第八季后都有各自的規劃,但在第九季開拍后越演越好。在美國,很多觀眾對這部劇的第一、二季并不感興趣,但從第四、五季開始,他們發現越來越有看頭。”
 
  成為美劇續拍泥潭里“一股清流”的《老友記》,口碑和人氣在“9·11”后達到頂峰。
 
  2001年,據AC尼爾森收視率的統計,《老友記》第八季的收視率為全美第一,有約2450萬人看過;2002年,在艾美獎頒獎現場,這部多次提名最佳喜劇類劇集獎而顆粒無收的情景喜劇終于得償所愿,詹妮弗·安妮斯頓也一舉拿下喜劇類最佳女主角獎。
 
  2002年9月22日,《老友記》劇組出席第54屆艾美獎頒獎典禮。
 
  打開一本“老式小說”
 
  在所執導的多集《老友記》里,羅杰最喜歡第九季“兒科醫生”那一集。
 
  他還記得,拍攝當天早上,最先到劇組的是他和六位主演,他坐在一旁看劇本,其他六人在討論幾天前拍攝的《老友記》宣傳片。“我急得快冒煙了,因為這一集涉及多個場景,有很多不確定性,編劇熬了好幾個大夜改本子,但他們幾個卻在開玩笑。”
 
  “我們得排練了。”羅杰嘟囔道。六個主演不為所動,繼續談笑風生,這讓他更焦慮了。
 
  過了幾分鐘,飾演莫妮卡的柯特妮·考克斯把羅杰拉到一邊。“她很嚴肅地告訴我:‘頭兒,我們對劇本都很熟了,你也別擔心,我們都相信你,也請你相信我們。’”
 
  羅杰說,這件小事他一直記得。從在劇中打造出“大嗓門”“潔癖狂”和“大姐頭”人設的莫妮卡正兒八經告訴他這件事起,他就知道,只有彼此信任和尊重,才能毫無顧忌地創作更好的內容。
 
  《老友記》的拍攝現場,由右到左依次為羅杰·克里斯蒂安森(導演)、柯特妮·考克斯(飾莫妮卡)、大衛·克萊恩(出品人、制片人、導演)、本·威斯(第一副導演)、蒂亞娜(劇本指導)、馬修·派瑞(飾錢德勒)、瑪塔·考夫曼(出品人、制片人、導演)。/由被訪者提供
 
  這也是他在2004年《老友記》結束后,選擇來中國工作和生活的原因——“中國電視人相信我的經驗,那我也應該去中國幫助他們,回報他們對我的信任。”
 
  2004年5月26日,《老友記》第十季劇終,主創團隊不再續拍,這意味著這部1994年開播的都市喜劇在10年后結束了它在美國電視史上的表演。在跟完最后一集的幾個月后,羅杰接到了上海電視節組委會的邀請,希望他擔任評審團專家。
 
  中國人喜歡什么樣的電視劇?羅杰對此很好奇。
 
  “我當時聽說中國觀眾喜歡歷史劇,他們對講述中國歷史的電視劇很感興趣。這讓我想到,曾經有一段時間,相當一部分美國人喜歡西部片,因為關于西部的歷史是浪漫的、迷離的、和今天大相徑庭的。看一部西部片,就像打開一本老式小說,浸入一個不同時代。”
 
  羅杰說,自己想打開中國這本“小說”,浸入中國快時代。
 
  西部片創造了一種理想的道德規范,去反映美國人的民族性格和精神傾向。/《黃金三鏢客》
 
  “在中國,這叫‘有錢一起賺’”
 
  中國影視市場像一片新大陸,吸引羅杰去探索、去體驗,當然,更重要的是“去適應”。
 
  2004年起,他陸續在中國高校進行演講,北大、清華、北師大、北電、中傳……每次上臺前,主持人介紹他,“這是《老友記》的導演”,臺下不出意料地會出現一陣騷動。“有時甚至會聽到‘哇’的喊聲。”羅杰說。
 
  他走上臺,打開PPT,先談《老友記》的拍攝故事,再分享自己在美國電視圈的從業經歷,接著簡要介紹自己在中國的影視合作項目,最后進入提問環節。“幾乎總能碰到兩個問題,一個是‘《老友記》會拍續集嗎’,另一個是2009年后每次演講必被問的‘你覺得《愛情公寓》是抄襲《老友記》嗎’。”
 
  《老友記》就像一枚色彩艷麗的圖章,印刻在羅杰創作生涯的肌體表層,有時他會主動拿出來給別人看,有時別人會主動讓他拿出來給更多的人看。
 
  情景喜劇《愛情公寓》被稱為“中國版《老友記》”,有不少業內人士認為它抄襲了《老友記》的部分劇情。
 
  這名攜帶“華麗圖章”在中國尋找原創機會的導演,在2007年等來了一個“大投資”。當時,上海文廣集團的一位制片人找到羅杰,希望他拍一部“中國的《老友記》”。
 
  “我很興奮,因為即將拍攝的也是情景喜劇,講述的是生活在上海的外國人的生活,片名當時都定了,叫《老外》(Expats),演員陣容以外國人為主,當然也有中國演員加入。”羅杰說。
 
  準備大展身手的羅杰開始了前期的劇本準備:2007年起,他花了兩年時間在中國旅行,和遍布中國各個城市的外籍人士聊天,做采訪、做筆錄。他找到了“老外”身上的共性,也看清了不同個體在中國速度下尋求生計、生存和生活的過程中經歷的種種妥協與平衡。
 
  “我召集了熟悉的五個編劇,再加上我在中國的聯合制片人,一共七個人,寫了將近30個小時的劇本,最后拍出了一個小樣。”一家北京的影視公司對此很感興趣,愿意為劇本投資拍攝,“我當時高興壞了,覺得中國《老友記》就要誕生了”。
 
  有人認為,中國版《老友記》在14年前已經拍出來了。/《老友記》《武林外傳》
 
  但隨后發生的一切令他始料未及。
 
  “我們起初打算用90%中文、10%英文來寫作,后來資方要求,所有劇本都必須用中文寫。這意味著,進入拍攝階段后,所有參與其中的老外都必須說中文,這顯然不現實。”羅杰說。
 
  隨后,資方提出“必須更改”被羅杰稱為“足夠精彩”的劇本,且希望一名極具知名度的明星進入劇組,主導后期拍攝。
 
  不僅僅是資方,羅杰在中國的聯合制片人也向他發難,后者希望家人、朋友加入劇組。“他告訴我,在中國,這叫‘有錢一起賺’。”
 
  “這些要求顯然超出了我的認知范圍。”羅杰說。
 
  “正確的人在錯誤的時間相遇”
 
  中國版《老友記》泡湯后,羅杰學會了一句中國俗語——“屁股決定腦袋”。
 
  他說自己從那次失敗的合作經歷中“學到了很多”。“你得認清一點,那就是在中國,你永遠都是‘老外’,你說的話不是每個人都能聽懂,這就是你的真實處境。”
 
  在中國工作、生活的10年間,羅杰自稱“參加了100多場影視研討會”,見了政府政要、企業老板、媒體主編、當紅影星、普通編劇和各類影視公司的老板。他參與過高規格制片,也接觸過小成本制作。“中國涌現的人才讓我驚訝,他們的英文都特別好,這是一個發展前景不可限量的市場。”
 
  他看見一個擁抱世界的中國、一個“享受全球化紅利”的中國的同時,也經歷了一個“復雜又難懂的中國”。
 
  “和好萊塢一樣,媒介機構和強勢進入的資本把持了中國影視界。在中國談創作,首先想的不是怎么做好內容,而是怎么去找錢,找大錢。”
 
  “在和中方機構、資本合作的過程中,我只能找到第二或第三投資人,然后通過他們的人脈資源去聯系第一投資人,因為靠我自己的努力,根本不可能找到話事權最大的第一投資人。”
 
  好的投資能帶來持續的利潤,如今《老友記》中的六位演員每人每年還能收到2000萬美元的版權費分成。
 
  與此同時,中國電視劇的創作模式和美國完全不同。“在中國期間,我也試過做一些電視劇。但中國的電視劇必須在開拍前就把所有的劇集劇本寫好,然后乖乖等待過審。我被告知這樣做‘很保險’,但其實你根本不知道觀眾到底喜不喜歡你寫的劇情。”
 
  他把自己和中國電視劇行業的關系形容為“正確的人在錯誤的時間相遇”。“2004年剛來中國時,這里的電視市場剛剛起步,大量資本進入,讓所有人都渴望繁榮、開放,大部分人也都很激進,很上火。”
 
  “我很喜歡中國,很看好這個龐大的影視市場。這里發生的一切,足夠寫一噸故事。”2012年在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羅杰這樣說。
 
  “或許我來的時機不對吧。”
 
  電視劇不能只顧“賺快錢”,
 
  要拿好內容去“賺大錢”
 
  《新周刊》:多年前,你說《愛情公寓》沒有抄襲《老友記》,現在還這樣認為嗎?
 
  羅杰·克里斯蒂安森(以下簡稱R.C.):是的。我對《愛情公寓》在中國的走紅真的不意外,因為這部喜劇在中國確實很受歡迎。
 
  我們應該怎么定義抄襲?全世界喜劇的主題,無外乎都市生活、男女關系、家庭關系,再就是像《老友記》一樣,在友情和愛情里做文章。
 
  如果認定《愛情公寓》抄襲了《老友記》,那《老友記》可能也“抄”了其他美劇,比如比它更早的《我為卿狂》(Mad about You)。
 
  《我為卿狂》講的是一對住在紐約的夫婦的故事——保羅和海倫都有正經工作,他們希望在紐約生存下去,保住各自的工作,維護這段婚姻。好萊塢很多業內人士也認為《老友記》“借鑒”了1993年的《單身生活》(Living Single),后者的主角是非裔單身白領。
 
  那些關于愛和都市的故事,只要題材足夠好、人物個性足夠鮮明,其實就行了。一粒喜劇的種子落在全世界,會在各個角落結出不同的果實。
 
  《我為卿狂》一共獲得了四個金球獎和十二個艾美獎。
 
  《新周刊》:所以,和是否抄襲相比,你更在意一部劇的質量?
 
  R.C.:沒錯。在一部高質量的喜劇里,你總能在很多場景里找到似曾相識的感覺。我覺得不論是美式喜劇還是中式喜劇,都受到各自國家的電影、廣播、書籍、音樂、食物和漫畫等因素的影響,而人的天性,就是在聽到一個笑話或一個有趣的故事后會自然地產生傾訴欲,你希望通過自己的復述,讓親人或朋友也笑出聲。
 
  所以我更愿意這樣看待“抄襲”這件事:當你第二次或第三次重復某個你覺得特搞笑的事時,你在復述過程中肯定會融入一些自己的判斷、情緒,你會稍微改變講述的方式,這種講述會融合不同國家、文化、民族和文明的敘事特點,也自然會讓這個故事在不同的文化環境里變得更有趣。
 
  “好內容真的沒有捷徑可走”
 
  《新周刊》:你認為喜劇有國別限制嗎?
 
  R.C.:喜劇是一種國別限制極高的媒介產品,不同國家的文化、風俗、都市生態、鄉村風貌,塑造的是不同維度的笑點。但作為導演,鏡頭語言能讓我明白一部喜劇的笑點在哪里,所以好的敘事其實不分國界,能超越國家、民族和語言的邊界,直抵觀眾內心。
 
  《新周刊》:你覺得一部高質量喜劇需要具備哪些元素?
 
  R.C.:美國情景喜劇(sitcoms)是一種每集時長半小時左右的喜劇,絕大多數拍攝場景設置在家庭內部、辦公室或公共社交空間。
 
  我做了將近40年情景喜劇,這個行當最核心的就是怎么創造內容、怎樣講故事、怎么把故事融入不同情境。脫離高質量的、過硬的原創內容而談論其他元素,純粹是浪費時間。
 
  《龍門鏢局》遇冷標志著國內情景喜劇正式進入低潮期。
 
  《新周刊》:所以很多人把美國電視劇產業稱為“編劇的產業”。
 
  R.C.:編劇主導一切。在《老友記》劇組,編劇的權力極大,薪水和回報也足夠豐厚。
 
  以一周為時間軸,周一,編劇會把劇本給到導演和演員,然后進入“劇本圍讀”環節,當晚我們把對劇本的意見給到編劇,后者進行調整和修改,但整體框架不會大幅變動;周二有三四小時的帶妝彩排,在實拍中再磨一遍臺詞;周三進行棚拍前最后一次帶妝彩排;周四是在現場觀眾面前見真章,每個鏡頭拍兩三次。
 
  在現場,如果我們埋好的笑點不能讓觀眾笑,那編劇就立刻改劇本,一直改到觀眾笑出聲為止。單季劇集的拍攝需要三個月時間,光是劇本調整就需要兩個月。
 
  這就是原創的力量。一本書、一部劇、一首歌、一道菜、一席舞、一篇報道、一種風尚,這些都要靠靈感去塑造,需要時間去沉淀,然后視乎固有經驗和現實反饋進行調整、修改,這樣才能走向完美。好內容真的沒有捷徑可走。
 
  你想想看,華納兄弟當年把《老友記》最后兩季的版權拿到全世界賣,賣了40億美元,這證明足夠優質的內容絕對可以賺大錢。
 
  所以,我建議中國的電視劇同行不要只顧賺快錢,視野要開闊一些,用扎實內容去賺大錢。不要追逐眼前的一點小利,應該踏實做內容,讓名望和金錢主動來找你。
 
  “中國影視圈正在經歷的那些事,早期的好萊塢都經歷過”
 
  期待國內情景喜劇在沉寂中爆發。/《老友記》
 
  《新周刊》:在中國,電視劇生產遵循導演中心制,很多情況下,編劇不得不做投資方、導演布置的“命題作文”。中國編劇汪海林曾表示,“流量明星只需要假劇本、假流量、假表演獎、假導演、假編劇、假制片人”。你怎么看這種現象?
 
  R.C.:我想再次強調的是,不論是電視劇還是電影,故事都是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觀眾不是傻子,他們會在意那些真正觸動他們內心的故事;某個角色讓他們有認同感,他們就認為這是好故事。
 
  流量明星的話題很復雜,不光是中國,全世界都存在流量明星主導影視拍攝的現象,好萊塢不就是這樣的嗎?作為投資方的商業人士需要找明星來吸引外界關注、制造人氣,當然,更重要的是賺錢。
 
  美國影星邁克爾·道格拉斯說過,社交媒體正在毀掉年輕演員。“在美國,我們(的年輕演員)企圖通過社交媒體塑造個人形象,而不是去參加正式的培訓。”
 
  現實確實是這樣。在早期的好萊塢,很多大明星都能拿到高薪,并控制大片的制作。但絕大多數明星很快意識到,他們需要有才華的編劇、制片人和導演幫助他們。因為在好萊塢的創作背景下,只有做出精良內容,明星才能持續走紅。
 
  所以,隨著電影、電視產業規模的增大,編劇和制片人的權力也越來越大,早先被明星支配的片場話事權也相應轉移了,這是一種覺醒,也是一種自糾。
 
  導演羅杰·克里斯蒂安森在《老友記》試拍現場的座椅。/由被訪者提供
 
  《新周刊》:你在中國和流量明星合作過嗎?
 
  R.C.:有。我在中國待了很多年,我知道中國的年輕明星擁有龐大的粉絲基礎,這些明星可愛、漂亮、魅力四射,但他們的演技和從業經驗經不起細究。
 
  如果我是中國導演,我不會因為一個年輕演員會唱流行歌曲、會跳時髦舞蹈,就讓他/她在重要的影視劇中擔任主角,我更愿意去中戲、上戲這些專業院校尋找好苗子。
 
  中國影視圈正在經歷的那些事,早期的好萊塢都經歷過。如果這個行業出現足夠多的編劇人才,那些流量明星就無法擁有太大話事權。
 
  我曾把受流量明星支配的電視劇稱為“雜志劇”——僅憑封面就可以賣得很好,但里面除了一些流行照片,基本沒有“干貨”。這種“雜志劇”在一周或一個月內就會被扔進垃圾箱。
 
  “這個時代,一切和‘新’沾邊的產品都得面向年輕一代”
 
  《新周刊》:你在中國工作多年,很多人認為,造成中國電視劇水平滯后的主要原因是審查機制,你同意嗎?
 
  R.C.:其實美國的電影、電視行業和中國一樣,也有審查制度。但我認為美國電視人的靈活性更大,因為編劇可以隨時根據觀眾喜好和反饋改劇本。
 
  怎么評價審查制度呢?我認為,它無法限制你的創作方式,好的內容生產者仍然可以用好故事打動觀眾。
 
  打個比方,《老友記》拍攝期間,審查人員也需要閱讀每份劇本,以確保里面不涉及臟話、暴力、恐怖和過于赤裸的性描寫。但我相信所有看過《老友記》的觀眾都知道,劇中的很多故事其實都涉及上述因素,但它們是以一種含蓄、討巧的方式表達的。
 
  觀眾會告訴創作者,自己想看什么。/《主角和配角》
 
  《新周刊》:在中國影視圈出現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年女演員的困境。戲路單一、過度年輕崇拜,讓部分女演員開始遭遇職業瓶頸。“我們中的大部分人是被動的,市場、題材常常讓我們遠離,甚至從創作初始就被隔離在外。”(海清語)美國的中年女演員也有同樣的危機感嗎?
 
  R.C.:美國的情況也差不多,在全球影視行業,這已經成為一種趨勢。
 
  在任何國家,女性要想在工作上取得成功,都是極其困難且極具挑戰性的。雖然這么說在很多人看來有點“政治不正確”,但這確實是一個無法忽視的現實。
 
  看看大多數政府領導人和大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幾乎都是男性。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把男人看得比女人重要。在美國,我們從來沒有選出女總統;而在亞洲文化里,生男孩顯然比生女孩受歡迎。
 
  所以,當時髦的女人變老了,一切就變得困難了。當那些曾經被視為“小花”的女演員從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主角切換到母親、前妻等角色時,她們的職業生涯就出現了轉折點。
 
  另一方面,無論是音樂、時尚、娛樂還是現代生活方式,這個時代,一切和“新”沾邊的產品都得面向年輕一代,年輕人喜歡去咖啡館、酒吧、劇場、電影院,他們用手機、平板電腦、電腦看劇、看電影。他們只挑自己愛看的劇,很少有人會去看老年人喜歡的電視劇,除非他們喜歡的明星參與其中。
 
  在美國,老一代人也為孩子們存錢,他們很少把錢花在自己身上,這也造成了面向中老年群體的產品極度稀缺。這一點我在中國工作時也深有體會。
 
  梅姨來了中國,也得沒戲拍。/《華盛頓郵報》
 
  《新周刊》:在中國,你想過為中老年群體拍攝電視劇嗎?
 
  R.C.:想過。當時我們做了一個劇,以一對老夫婦為原型。他們退休后想搬去養老院,也想搬新家開始新生活。搬家之前,他們想去旅行,去看看他們長大的地方,去拜訪一些老朋友,去他們第一次見面、約會和接吻的地方故地重游。
 
  我當時想做的是中老年人的回憶之旅,在劇中,他們的孩子不希望他們這樣做,但這對老夫婦通過各種“手段”瞞過了孩子們,最終一起完成了這些愿望。這個故事特別好,特別溫暖,它是一個中國編劇寫的。
 
  《新周刊》:這個劇后來播了嗎?
 
  R.C.:很遺憾,沒能播出。我在北京、上海和幾個制片人、投資方聊過,他們知道這個題材后,連劇本都懶得看,有個人直接說“這個本子拍出來,沒人會看的”。
 
  我當時想不通,后來覺得他們的考慮或許是對的。我相信,如果讓劉德華楊紫瓊演那對老夫婦,再找一些當紅流量明星演他們的孩子,這個劇或許就能被大家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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